一个人 30 年不吃不喝,才能买得起一套房。
这一情况发生在中国;而在美国,买一套房平均需要 8 年积蓄。
为什么同样是吭哧吭哧干活,却同工不同酬,你的回报比美国同事低这么多?这公平么?
今天我们就来扒扒,这种看似不合理的现象究竟是如何产生的。
本文要点:
“劳无所得”的分配现状
一切政策都是分配政策
个体的出路
“劳无所得”的分配现状
文章开头怂人听闻的对比,来源于一个指标——房产价格与收入比(Housing price to income ratio)。这个指标在不同数据源会不完全一致,但量级基本差不离。
光凭一个指标,不能证明中国居民收入就一定是低得不合理,但这个鲜明的对比已经能反映其中的问题所在了——要不然是房价过高,要不然是收入过低,要不然两者兼具。我们这里暂不深究,记住一个点就好,那就是居民的生活负担很重。
为什么负担重?无外乎两个原因,一是收入低,二是支出高。下面我们分别看看。
收入
看收入,首先确定一个原则:居民收入应该随经济发展而同步增长。也就是经济发展越好,居民收入就应该越高,对不对?相信这个道理大家都会认同。
那么我们来看看数据。
从 1978 年到 2022 年,居民可支配收入(可理解为税后收入)增长和 GDP 看上去还是差不离的,除了 2000 年以前。但魔鬼藏在细节中。这 44 年里,居民可支配收入翻了 215 倍,但 GDP 翻了 329 倍。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远低于 GDP。但经济增长的收益不会凭空消失,所以它到底到谁的口袋里去了呢?
在一个孤立的国家里,收入要跟随经济一起发展,这样造出来的商品才有人买;不然,商品造出来,大家买不起,没有消费需求,企业迟早也得玩完。但在中国,没关系。加入世贸组织后,出口市场大了去了,企业生产出来的商品外销,赚外汇,不缺需求;加上中国前几十年的人口红利,劳动力供给多,所以在劳工市场上,劳动者是没有什么谈判力的。所以,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长期落后于 GDP,日子也照样过过来了。
上面的原因基本算是市场的自由选择,但并不是故事的全部。事实上,人为的政策干预是另一个原因,其中的一个关键政策就是金融抑制。
所谓金融抑制,具体措施就包括利率管制和信贷配额。
我们先来看看利率管制。
从上一辈人开始,大家一般都喜欢存钱。一是未雨绸缪,应对风险和计划的消费,家里生个大病需要用钱,婚丧嫁娶也需要用钱,没有很实惠的社会保障机制,大家当然得自己有所准备;二是除了存银行,普通居民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手段来理财(互联网金融普及后有所好转)。但就是这一点,让大家越来越穷。
10% 的年利率高么?高,搁现在我们都不敢想象。可即便是这么高的利率,当年存银行依然在亏钱。存银行不指望大富大贵,但要求保值不过分吧。但就保值这么低的要求,银行也没有满足——存银行的利息赶不上物价的上涨。
从 1980 年有数据以来,我们拉通看看,一年年利率和物价的微小差距,最后的复利之差是多么恐怖。
42 年,存银行 100 元变成 600 出头,而原来 100 元的东西,现在得涨到 1600。
为什么利率这么低,是银行坑人么?不是,是央行就这么定的。近十几年利率逐渐市场化之前,商业银行的利率基本上是央行说了算,央行会给出指导利率。后来 2005 年市场化,放宽松,央行允许商业银行在指导利率上下设定自己的利率,但说是市场化,又搞了个行业自律协会,让大家自觉,这种不明确的规则就有很大的操作空间了。即便到现在,市场化确实是有在市场化,但程度依然不深。
回到主题上,为什么央行要给存款利率定这么低,低到跑不过通货膨胀?钱不会凭空消失,这部分储户潜在损失的钱,只会有两个去处。一是让银行赚走了,二是让贷款人得了便宜,毕竟银行给储户的利息越低,能给贷款人的利率也能更实惠。
我们看看贷款利率。
一般而言,GDP 的增长速度代表了企业整体的发展速度。相比之下,贷款利率(央行定的)和 GDP 增速之间有显著的差值。这意味着企业可以以很低廉的价格借到资金,然后拿去投资,获得一个和 GDP 增速大差不差的回报。而 GDP 增速和贷款利率之差,自然就进了企业的口袋,具象化说是进了企业管理者的口袋。
更确切地说,这些信贷大多数都放给了国企,一是因为国企有政府背书,信用风险低,二是政策引导和意识形态考虑。真正缺少资金,又不好自己发债的民营企业,难以从资本市场获得资金,只能向银行贷款,但银行又爱搭不理。旱的旱死,涝的涝死,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
这块的数据不那么透明,但不同角度的数据都能映证这个情况,包括下面的国企信贷占 GDP 的比重,中国的比例在国际上也是奇高。
其实不只是银行贷款,国企在公司债市场中的存在感也是极高,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就是个弟弟。
国企拿了这么好的融资待遇,如果对经济的贡献高,倒也无可厚非,但现实是国企的债务风险严重,而且效率也远低于民企。
有人会说,很多公共领域需要国企才能干好,因为投资大、周期长、风险高、收益小,以及有些关键安全领域需要国企,国企承担了很多政策任务。但是,公共领域私企进入并非没有很多成功案例,而且很多国企投资房地产等领域与民争利,房地产属于关键领域吗?说不过去。
于是也就有了国企改革。但改到近几年,效果如何呢?改到一半又掉了个头,国进民退。
综上,在近 40 多年里,一个投资建厂的人是享受了特殊待遇的,如果是国企的那就更爽了,而一个普通的打工人则不仅工资涨不了多少,存银行还要被剥削。这种长期的空间上的分配不均,不该是社会主义呀?
说到这里,读者可能会觉得这种政策不公平,但笔者还是有必要客观地阐述一下政策背后的逻辑,最后大家再下一个自己的判断。
建国之初,中国的工业基础,尤其是重工业基础是很差的。出于国家安全或独立性的考虑,这块儿得优先发展起来,不然老担心受制于人。要发展,怎么办?要资金和技术(通常随着资金一起过来)。但中国穷,资金只可能从发达国家来。发达国家从自身角度考虑,让发展中国家长久提供廉价的原材料,对他们是最优策略,所以不会把资金主动投到中国想发展的领域。怎么办?只能勒紧裤腰带,节衣缩食,让大家支持支持工业发展,其中就包括廉价收购农产品、金融抑制政策,搭配户籍制度把农村居民按在原地不能跑(现实点说就是让大家成为 Exit liquidity,俗称“韭菜”或“人矿”)。所以金融抑制,有其迫不得已。(虽然即便如此也不能说它就合理,毕竟它让很多人做出了巨大牺牲。)
这种中央集权调控经济的思路一直维持到后来,也就造成了上面我们探讨的现象。
但现在这么做,时代都变了,到底还合理不合理呢?
并不合理。虽然国家集中调配资源,把工业给扶起来了,中国接替美日成了世界工厂,有了独立的“资本”,但也让中国对外的依赖性与日俱增。这种对外依赖,不是当年担心的要什么东西得从国外进口,而是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出口。不同的问题,相同的结果,那就是受制于人。
为什么依赖出口?这就回到了一开始的问题,即居民收入长期落后经济发展,大家没钱,又没保障,自然没什么内需。有的内需也是政府搞基建拉动的,本质上不可持续,因为政府不是的钱还是从居民那儿弄来的(收税或印钞)。政府大兴土木拉动内需,只不过是代替或强制居民消费的另一种形式罢了。
看看数据,目前居民消费在 GDP 中的比重只有三四成,而美国是六七成。虽然这个东西没明确的好坏之分,但纵观世界其他国家,中国的这个比重也实在是太低了,比印度都低。
收入低,消费乏力的问题,政府其实也有意识到,也想要改变。2010 年,在政府的一些讲话中,就有提到旧有的发展模式催生了一批既得利益群体,要进一步发展就得促民生,就得干掉这个群体。事实上,2010 年后居民消费的触底反弹,也多少归功于社会保障的改良;但至于既得利益,要改变就需要集权,2010 年后并没有实现,近些年虽实现了集权,强力人物倒是出现了,可也只是你方唱罢我登场,换个人来坐江山。居民收入和消费并没有带起来,又走回基建狂魔、无效投资的老路了。路径依赖,积重难返。
上面讲到的人口红利、利率政策,只是影响收入的一个因素,还有很多因素导致这个问题。如果你有兴趣,下面我们一起再看几个(没有也可直接跳到下一节)。
首先,我们上面讲到的是国内的问题,放在国与国之间看,汇率也是重要因素。为了促进出口,人民币贬值,使得按美元计价时商品更便宜。这种控制汇率的政策,本质上也是已经预先决定了赢家和输家——赢家是中国的出口企业管理者和外国的消费者,输家是中国的打工人、消费者和外国的制造业从业者。换句话说,汇率贬值相当于变相贱卖,牺牲了本国打工人和进口企业、消费者,挤占了外国制造业生存空间,得利的是外国消费者和中国出口企业。这是影响很多居民收入的又一因素。
其次,如果收入政策这么不公平,大家为什么不去争取更公平的待遇呢?原因有多个:一是有人争取,只不过大家不知道;二是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工会早已被打散或形式化(日常发发福利),没法履行应有的职能,每个人都暴露在 Big Brother 的监视之下;三是生产分散化和数字化,劳动者不像 Luddite 工人破坏机器那会儿那样,对雇主那么有威慑力了。
再次,很多人似乎根本不会知情,一是因为里面的逻辑其实不直观。二是因为文化和传媒导向上的单一化,党媒姓党,没有第二种声音,有也会马上没有;而且娱乐盛行,大家开心就好,有点民族主义和虚幻的自豪感就好了,即便自豪的内容和在地下室吃泡面的你毫无瓜葛。为什么要让大家去想些其他的?不需要有见识、独立思考和思辨精神,免得越反动。埋头奋斗别躺平就对了。另外,即便关心和理解了这些有的没的,固有习惯日复一日,也很难跳出,摆脱路径依赖,在行动上有所改变。
最后,打工人收入分配得少,也是相对非打工人群体而言的,而同属打工人的初代打工人和新一代打工人之间,其实也有差别。这种差别就不是空间上的了,而是时间上的。十多年前大搞基建,大放水,欣欣向荣,祖国伟大,打工人的日子就相对好过;但由于这种好过是债务催生的,而是债就得还,本质上是寅吃卯粮,后面的打工人就得为前面的买单。这是一点补充,为了尽可能考虑得全面一点。
支出
讲完收入,接下来我们讲讲支出。
支出比收入要简单很多,因为收入分人,但支出结构不同人之间差得不会那么巨大。
支出的品类有很多,看情况就要看大头,而大头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住房。
这里就有个很“巧妙”的点了。我们在《收入》一节中看的 CPI,是不算住房成本的,算的是租金,这一操作不同于美国。所以,拿收入和 CPI 比,其实还是很放水的行为。如果房价涨了 100 倍,租金没变,CPI 也会是雷打不动,但实际上大家的房贷负担更重了,消费也没有消费的能力。
为什么住房这么贵?
一是供求。供给侧,土地有限,而且有政府限制供给。为什么限制供给呢?因为政府支出大(效率低,搞基建,冲业绩),地方财政压力要靠卖地来释放。之前看到的数据大概是住房价格里有一半都是地价,剩下 30% 是建筑成本,最后 20% 才是房地产商的利润。忘了数据来源,可能不准确,但比例应该有参考性。需求侧,不管是出于传统观念,还是真的刚需,买房的人很多,好的城市和地段一价难求,自然会抬高价格。但随着新生儿减少,人口断层的出现,需求已经出现拐点。
二是住房因为价格高,一般得贷款买房,等于加了杠杆,而且住房虽然流动性差,但一般都认为比较保值,所以作为抵押资产啥的都不错。这就使得,住房很金融化,炒房团就是这么来的。炒房的人入场,和刚需的人抢房,加剧了住房价格一路长红、高歌猛进的态势。(“房住不炒”政策针对的就是这个。)
中国消费不足,地方政府拉动内需加上低效养闲人维稳,造成政府支出很高,要满足政府的“高消费”,还得靠卖地,于是就推高了房价。房价长期只涨不跌,更多人一哄而入,经济高度依赖,房价就更下不来,居民支出负担就越重。虽然不严谨,但可以按这么一条线来理解。
一切政策都是分配政策
上面我们讲的虽然都是中国,但实际上在其他国家也有共通性。影响收入、支出的政策手段有很多,有些很隐蔽,但归结为一句话就是:
一切只影响部分居民的政策都是分配政策。
分配政策可以是空间上的分配,比如产业优惠政策;也可以是时间上的分配,比如利率调控、社会保障。
一个分配政策很难甚至无法界定好坏。拿最低工资来说,如果被保障群体是努力的、善良的,只是由于上升机制的缺失而徘徊在底层,那么用其他人的税收来补偿他们就是公平合理的;但如果被保障群体全是好吃懒做的,那么即便是只用富人的税收来供养他们,也是不公平不合理的,因为富人可能是靠自己的付出和其他方面的牺牲才换来的财富。
人们质疑分配的公平性,质疑的是分配的过程是否公平,而非分配结果。笔者的意思是,如果社会制度公平,那么就不需要也不应该有分配政策;如果社会制度公平性缺失,那么分配政策也只是修修补补。调整分配公平合理吗?为什么一小群人能决定一大群人的分配?即便调整公平合理有必要,怎么调整这一小群人真的能科学决策吗?
举几个例子。通货膨胀保持 2% 的目标,这本身就是一种空间(现金持有者受损)和时间(老一代一般受损)上的分配政策,但 2% 究其根源大概率是拍脑子,并没有站得住脚的依据。更进一步,保持通膨本身未必就是对的?通缩,稳定的货币供应,反而可能是消费主义和环境问题的解法。通膨政策在合理性上都可能有问题。
另一个例子是保就业。这是一个很隐性的分配政策。其问题在于目标设定可能并不合理。保就业,可以促进社会稳定,除此之外没什么必然收益。就业率最高的制度可能是奴隶制,大多数人都有工作,但活得并不好。
很明显,分配政策在合理性和科学性上有种种模糊和复杂性,问题的出路可能不在政策上,而在社会制度上。笔者还是认为有几条原则可以遵循:
公民能表达真实意愿,民主决策;
有选择加入民主团体的权利,就有选择退出的权利;
为了民主决策不被少数人挟持,需要尽可能开民智,尽可能让大家都参与进来;
为了决策的事宜不大到难以理解,以及决策的事项是大多数人所关心的,民主团体的规模不宜太大。
现实的差距在于:
一些国家的公民不能表达真实意愿;
加入和退出往往受地域限制,很难用脚投票;
民主决策受精英影响,即便过程民主,本质上不民主;
从国家到基层,民主一层层拆分,但规模还是太大,这会导致参与度不够,从而不民主。
现实差距这么大,作为个人该怎么办?
个体的出路
出路的核心就是不成为韭菜。有如下几个选择(改变自己 vs. 改变环境):
非暴力不合作,躺平(不建议,容错性太低,个人风险承受能力弱);
加入体制,按规则游戏,成为体制内的赢家(或许是精致的利己主义,但无可厚非);
用脚投票,“润”去更好的国家/地区;
等待或即刻加入 Web 3,像互联网带来数字化主权那样,进一步脱离主权的钳制,用隐私投票去保障真实意愿的表达,用加密货币去保障自己的财产权利,参与 DAO 的跨国协作、价值网络中,跨主权“套利”……
把这些问题全解决,终局是什么?再往下说,可能大概率说回《Sovereign Individual》那套了。其作者写得绝对比我好,所以到这儿我得有点自知之明,就此收笔了。